更新时间:1970-01-01 08:00:00
如果说对田柠而言,县城/内部意味着一种生命的陷落,省城/外部意味着一种向上的突围——外部的希望是其在内部中挣扎的动力;那么作为从北京归来的王奇对她而言则是外部的象征:说的不是带着脏话的方言,而是干净标准的普通话,对待女性不是像县城中的同辈一般呼来喝去,而是温和谦逊地和她一起涂去墙上的代孕广告,兴趣爱好不是如马强般吃喝嫖赌,而是组乐队和看电影,甚至看的是“女性主义”的《芭比》,甚至唱的都不是那些土味歌曲,而是《送流水》…于是,王奇这一外来者/旁观者成为田柠向往外部世界的希望,她想象王奇/外部将作为一种拯救力量将她从内部“救”出。 可是,当王奇在那个晚上以“你大年三十有空吗”约她去看电影,当王奇在那一天因为睡过头而缺席,当田柠因此不得不独自一人在商场的厕所生产时,她以其敏感而聪颖的心灵突然意识到王奇不过也和马壮是一类人,不过也是作为既得利益者与潜在加害者的男性中的一员,意识到所谓的“外部”和“内部”其没有本质的不同,意识到希望其实并不存在;因此她以留下的那封信和自己的死亡作为一种对他(王奇?)的“报复”。于是,田柠的坠亡与姐姐的坠亡构成了某种同构与镜像(正如不断复现的芭比一般):在她们的死因中,他/王奇都充当了那个不自觉的、间接的加害者——即使他/男性获得了某种性别意识,也不过是一种假的pseudofeminism。 正如王奇作为导演的一种假面与言说,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身为男性在表达女性主义时的限定(pseudo)。然而因为对田柠获得这种意识与结论的过程的呈现的缺席,因为影片主要以男主的视点来结构,于是这种觉悟似乎只沦为了一种剧情上的反转、一种未加分辨的断言,于是导演的这种表达既是一种自我控诉,但也是一种自我辩护,一种自认清醒的自恋式的表达——而这种自讼自辩、自恋犬儒的表达与断言,正如田柠(被)以死亡作为最后的选择一般,无助于对男权结构的改变,无助于对更理想的世界的构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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